离开北京，又到天津。这才跟认识张庆森，跟张庆森搭伙。跟张庆森搭伙，我认为是“既有买卖，又有交情”。他这一生搭这么多伙，关系最密切的是这个伙伴。两个人，捧逗之间——现在也一样，往往为这个……分钱呐……名利吧，你职称上去了，我没上去，我不给你捧了，我撂挑子了，什么你的钱多了，我的钱少了……为这些（闹意见）屡见不鲜，这是经常看得到的事。但是我印象中我爸爸和张庆森在“燕乐”……现在也叫“燕乐”，前一阶段叫“红旗”，在天津荣吉街那有个园子，每天晚上演完了以后，两个人都不走，拿扑克牌打“罗宋”，玩这个干嘛呢？我爸爸从来不玩牌，但是跟张庆森玩这个。谁要是赢了，谁出去买夜宵，打二两酒，买点酒菜，夜里吃的东西。谁要是输了，谁白吃，也甭买去，坐那等着。按常规说呢，得想法输呀，输了就不花钱了，又省力气。但是，两人拼命地去赢“我得花钱！”那个说“我得花钱！”从这一点就看出两个人的关系来了。跟张庆森的时候，段子最宽，53年进了天津广播电台曲艺团，那（时候）有大量的录音。每天演出都录，虽然是广播曲艺团，但是，也干业务。每天剧场那卖票，售票，干业务。顺便呢，工作人员把音都录下来，都留下来了。可惜呀，反右派斗争以后，把他们的东西都销毁了……

在今天看来也是一点损失吧，因为留下来还是有研究价值的。以后呢，又搭上“右派”了，因为《买猴》。这个《买猴》我印象特别深，好像在56年～57年这个时间，还是更早一点……大概54年左右吧，《买猴》这个段子下来了。上一个新节目不是自己随便就可以上，也是有组织的“你把这个念念……把他演出去……”我父亲看完这个本子不愿意上，他不懂别的啊，政治上他不太敏感，就是从业务角度，从相声规律考虑这个段子“倒插笔”太多。也就是说在台上如果演员这段有一点忘词了，走神了，说乱了，没有救，不可挽救。不像有的段子，比如说《夸住宅》吧，随便，大点就大点儿，小点儿就小点儿。反正是说捧哏的家里阔。说来说去开个玩笑，说来说去开个玩笑，最后，到“底”背不“表趟子”也好，过去说他们家房子也好……都是可大可小，可删可减。唯独这路新段子，还是“倒插笔”。一旦忘了，就能撂到台上，就下不来了。他很怵，又长。按当时我父亲说呢“这东西这么长，我受得了吗？背这一段比别的段子两段还长呢？”他不愿意念这个。但是， 领导上给了一定的压力“这是个任务，不能不用，不用是态度问题……”我印象当中他改这个段子……他错就错在改这个段子了。人家刘宝瑞说这个就按何迟原来那个本子念，演完以后效果很不好。就像是一个“过去”，演一遍就过去了。可是我们老爷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本子如果我不把它改成我的话，改到我认为合情合理，不到这个火候他是不拿出去的。所以他在改这个段子上费了功夫了。我们家房子也很窄，晚上，他登着凳子上立柜上够烟去，一上去，“呦……”晕了，“咚！”就撞地下了，把脑袋磕了一个口子！这就是那些日子脑筋费得太大了……他给自己挣了一个“右派”……后来，他演出这个段子，一炮打响。也就是算他的成名作也好，对他影响很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吧，最后弄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段子，打成右派。

这段《买猴》是几起几落。打成右派以后到农村，改造、监督劳动。到60年下半年，调回来了，调回曲艺团，降四级工资呀！就改成了后勤，干活了，刷厕所呀，帮着食堂干点什么，后来呢，又让演出了。“你还得把那个《买猴》拿起来，还得把它推出去……还要演……”“我可不演了，好家伙……为这个段子弄成这样……我落这么多工资，我们家生活都成问题……”“你老实不老实！……”又开始，吓唬一顿“这是个态度问题……”又把这个重新背下来，又演。到了四清，这些 领导又跳出来了“马三立利用三年困难时期，推出了大毒草《买猴》，向党向社会主义疯狂进攻……”又变成这样了，又批判一顿。文革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才彻底平反。这回又拿出来《买猴》，又不一样了。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今天的政策。心情舒畅了，又一次把《买猴》拿出来……最近，天津电台出的带子，里边还有这段。所以说，这个段子是三起三落。

老爷子的新段子从《买猴》开始，《买猴》以前也有新段子，没有什么大的响动，在社会上影响不太大。从《买猴》开始，到《十点钟开始》，什么《开会迷》《统一病》……《统一病》可能是没演，看过这个本子……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似曾相识的人》……都是何迟写的。何迟这个人呀，我没有直接地过多地接触，接触过两三回。他的孩子跟我算一代人。他有个姑娘叫何红珍，在书店里头（工作）。我用什么书呢，就找她。以前我不认识她，后来他右派了，我也是右派子弟，就好像是互相应当帮助一点。有什么用书的事，给她打一个电话，或者到她书店去，她积极地给我找…… N6cDt
这个何迟呢，我接触过几次也没说多少话，都是跟着我爸爸一块在公开场合、在后台碰见过。“这是何叔……”让我管他叫“何叔”。据我爸爸说，跟他也没有过多的接触。虽然，那时候批判说“他们两个人，沆瀣一气，一块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有点过高地评价他们了。他们确实没有接触。但是，他爱写相声。他写了相声就交到文化局，文化局就交到曲艺团，曲艺团的 领导就布置给我爸爸……这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

何迟的东西跟一般作者的不一样。这个人很有才，有水平。他写的段子从立意上，按我们行话说，这个“核”抓得好。尽管他那本子拿出来……包括《买猴》，这些新段子吧。乍一看那本子，不是个相声本子，像一个小品。比如说，“甲，身穿中山服，乙，穿工作服，舞台上放一只暖瓶……”就像一个小品，活报剧。但是，本子经过我爸爸修改……不是一般的修改，那就是落地重来。但是，人家原来的架子不能变。这些个语言，这些包袱，这所有的包袱都是老爷子添上去的。《买猴》就是这样推出去的，把他捧起来的。《十点钟开始》……尤其是《十点钟开始》！到现在，最近出了一盘音带，其中就有这《十点钟开始》。给老爷子送去以后，老爷子听完以后很不满意“这是我最次的那回！”这出了带子了，但是他想着那好的……那个是没有了。因为什么呢？那是赵佩如给捧的，那是炉火纯青呀！内行里边听，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好！真哏！”老爷子添的这些包袱有利于刻画人物，把这个烘托得更好了，这《十点钟开始》是老爷子最稀罕的，也是最赞成何迟的最好的段子，要超过《买猴》。

我父亲在解放前，从来什么都没参加过。他就专信一样，我作艺，我凭这相声养家糊口。以至于那年头有那个“打印子”、“储金会”，大伙儿存钱，一天存多少，到时候谁先用钱……连那个他都不参加，后来，文化大革命，说他“锄奸团”啦，什么“特务”啦，纯粹是瞎掰。他要是真那样呀，解放后也许落不成右派了。怎么呢？他有政治头脑，知道顺着人家走，他懂这个……但是，他不懂。他是解放后的翻身户，解放以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大的荣誉，在艺术上给了他施展的天地，很得宠，很舒服。从解放后他就要求入党，后来就……右派了，那就算完了。（如果像）右派以前这一段，我相信用不了一年半载，他就入党了。抗美援朝积极地去，给毛主席演出，那激动可不是一般的……我没见过他这么激动。给毛主席演出预先都不告诉，不是说“今天晚上有什么演出，你准备准备，什么段子……”都没说。就通知“晚上接你去，有个活动，穿干净一点，不用穿大褂，穿上中山服……”那个年头就是中山服。接了去呢，有天津市文化局局长，接到干部俱乐部，单独给毛主席一个人演出。旁边当然也有一两位了，杨尚昆呐……总跟着毛主席的这几位首长们，单独演。演完了，就回来了。回来到家呀，挨个跟我们握手：“赶紧呀，快握，这可不得了，我今天见着毛主席了！”那激动得……所以，后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说他右派……真是不可思议。他在反右以前，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的时候，他没发过言。因为他确实没意见。他也不懂，什么“建设性”的，“否定性”的，他不懂，根本他就热爱党，他没有意见，就是这《买猴》闹的，就打成右派了。以至于20多年以后，到平反了，把材料都销毁吧，还你一个完整的干净的档案……找不着结论，没有具体材料，这是很滑稽的事。

但是，这些事并没有把他的精神压下去，始终是乐观的，我大爷有一句名言，在我爸爸身上起很大作用。虽然这是消极的，就是说“人生如戏”，对什么事都要看淡一点。他在日记本上，第一页，总爱写上一句话“我是干嘛的！我指什么吃饭！”写着这个。我就是“说相声的”我研究我这段子，我养家糊口……这是他最本质的东西。

虽然他弄个右派，到农场劳动，我看他的精神要比在团里还好。到农场所谓“劳改”，改造去，也很有意思。刚一去当然是很苦了，这都是改造对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都住在猪圈里头。是新盖猪圈，没有搁猪。但是，没有前脸。上头有半拉顶子，斜坡的，底下有一个坑，睡在坑里头，用一些席呀，把前边罩上。穿上棉裤、棉袄，外边再穿上大衣，再蒙上被子……那睡觉都很冷。白天呢，让挖沟。一米深，一米宽，多少长……这很受罪了。因为没干过。虽然那时候不老吧，但是也50来岁了。正在这个时候吧，来“贵人”了，谁呢？天津市委书记处有个书记，分管农业的，管农场的这个副市长，叫宋景毅，现在这宋市长早没了。宋景毅到这个农场去视察，到那一下车……书记、场长都在那迎接呀，迎接副市长，副市长来了……。他一下车就问“马三立在这呀？”“在这”“他怎么样呀？”这句“怎么样？”他们就不好说话了，不知道是好呀，还是老实不老实，是身体怎么样呀，是关心，还是什么……人家掌握不了。只能跟他说“在五队……在四队……”把他的归宿说一下。“把他叫来……”这就派车把他接来了。正干着活呢“马三立，叫你！”用一辆骡车就给拉来了。到那以后，介绍说“这是宋市长……”我父亲认识，以前见过。“宋市长，您好”“你怎么样？干什么呢？”“我那挖沟呢……”“你怎么还挖沟，指着你这个身体种粮食，那全国人民不都饿着了吗？你来这是学习学习，是体验生活，是改造思想，不是让你干活。身体还是要紧的，以后还得说相声，大家还等着听你的相声呢……”好嘛，他这几句话，把老爷子救了。等宋市长一走，不单不挖沟了，也不住猪圈了，住一个里外间的房子。外屋是广播站，里头是他个人的宿舍，每天还给他补助，二斤牛奶。粮食定量呢，45斤！嗬！那小日子过得那叫好。每到放假回家，还总带点什么。带点萝卜呀……那阵正度荒呀！还挺美，过得不错。农场的 领导确实很纯朴，尽管有政策吧，对这些人监督改造，但是，今天看，那些人没把这些人当阶级敌人。举个例子吧。有一天，他看场。看场呢，就是稻子下来以后搭一个小屋，坐里头看着，别有人偷。他在里头抽烟来着，一抽烟，拿火柴一点“呼”！一下子，把稻草都给点着了，那时候，这就是一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好嘛，放火！破坏！吓坏了！用手拍，把手都烧了。转天就开大会了，全农场大会。场长讲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防火。昨天，马三立在草垛里抽烟，把草点着了，多危险，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一瞧这坏了，这非得逮走不克呀！“怎么处理？让他散会以后，说三段，连说三段相声，就算完了……”结果，大伙儿一鼓掌，不光三段，说了可能得有五段。这事就算过去了。那时候，也有不少人抱着同情态度。

我们老爷子处在什么环境里，都能遇见好人。他对任何事都不是太认真，认真的就是自己的业务。只要牵扯业务的事……演出那绝对是一丝不苟。在后台甭管受多少气，上了台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不是他了。我得对得起观众，人家观众看我来了，我不能让人家白来这一趟，让人家不满意。得让自己满意，观众满意，这才能达到自己要求的效果。我们老娘病重，那是四人帮倒了以后的事了，焕发了艺术青春，那时候经常有庆祝活动，而且邀请老爷子演出的也很多。文化局也好，市里也好，经常有这种活动，让老爷子去演。有一天大概是什么募捐还是残疾人协会的演出……反正是一个政治任务。我们老娘呢，病重，她的心脏病很重，那天正在抢救，大夫刚走，这时候（病人）已经有点昏迷状态了，可是晚上第一工人文化宫有演出，早订的。我们作为子女、亲属都认为，打一个电话，换别人，就不能去了。因为病人很危险，他连犹豫都没犹豫，穿上衣裳，当然走得晚一点，不是开场就到，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节目，把这个任务完成了。演完回来一看，我们老娘已经没了，都咽气了。当时他就是全身心的“报恩”思想。而且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很多人老了吧，怕死，老年人就贪。“少年戒色，中年戒斗，老年戒贪……”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个说法吧。但是，老爷子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幽默感。我们老娘一没，按我们回民（的风俗习惯）不火葬吧，都是土葬，有回民公墓，埋在那。那是84年，16年前，老爷子就主动提出来，买两块地，给自己留一块。不单留一块，还立上碑“马三立之墓”。一个呐，表达了他对我母亲的忠心耿耿。因为我老娘没有了以后，不少人提亲呐，他才70刚出头呀，净是想嫁给咱的……绝对不要！还有一个，他把这问题看得特淡，活着就好好活着，死的那天，走！也不留恋。他这个碑，也是有点新闻作用。报纸也登过，不少同行业的到天津还专门到那去看看。

我们家从这个新社会呀，解放以后，我爸爸感触最深，是最大的翻身户。因为你看尽管在旧社会（19）48年、47年那时侯，就是红了，没挣过大钱，一直也就受这个封建把头啊什么的剥削。在过去呢 ，这个相声也不攒底，杂耍儿这个行业——曲艺呀，主角儿都是京韵大鼓，什么林红玉呀、小彩舞啊……这些老人儿吧，他们这个……白云鹏啊、刘宝全啊，京韵攒底，最好的相声——“倒二”。后来可能是侯宝林改变的这个，因为效果好，相声攒底了。在老年间没有，再好的相声你也是“倒二”，这“倒二”虽然说跟“底”就差着一个名次，那钱可就差多了，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事儿了。按我们老爷子说话，“我那年傍白云鹏如何如何”，“我那年傍刘宝全如何如何”，这叫“傍”，“傍角儿的”——“里子”。实际咱又不跟他一个节目，他唱他的京韵，咱说咱的相声，你这叫“傍角儿的”。所以在旧社会，没得过好。

他解放以后呢，就翻身，彻底翻身了，这里头政府挺重视。那时侯政协委员啦，文艺工会副主席啦，曲艺团副团长啊，都是他的了。在政治上啊热情，有一种报恩思想，所以解放以后（19）50年吧，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第一届慰问团是北京的，那时侯我父亲就要求：“第一个我去！”，但是第一批没轮上，是侯宝林啊、小蘑菇他们——甭管为什么——他们。天津呢就是第二届，那时侯我记得我爸爸去时候我妈哭，它危险啊！炮火连天啊，家庭妇女嘛，他是一家之主，这要没了这家——我们家八个孩子，加上马敬伯，九个孩子，那生活怎么办？但是我父亲还是去，而且不是一趟，去上是一年半载啊是仨月五个月我不记得了，回来以后又歇一段儿又去一趟，一共去了三趟，停战以后可能又去了，去过三趟。在那儿摸爬滚打，又长一身虱子，满不顾啊，在这方面他是一种报恩思想。包括现在文革以后，他又焕发了这种报恩思想。艺术上他没有伙伴，没有捧哏的了，就和让王凤山，王凤山是唱快板的，他没说过相声，但是他一字一句教给他。王凤山过世以后自己还要演，就编了大量的小段，小笑话，而且呢，也可以说脍炙人口，像什么《逗你玩儿》啊，小孩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激发的他这种力量，他不走穴，不争名不得利，只要是包括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吧，公安局需要一些名人，去维持治安，这也是一种效益吧，戴上个箍，红箍，治安员，在他们家大门口那儿，大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一找他，“我干！”慰问干警那演出那就是几乎不断，一年到头老有。后来因为什么，因为往马路上一站，围的人倒影响了交通秩序了，结果“您别来了”。属于社会公益活动的，为政府办事的，绝对责无旁贷，甚至身体不好，他也演，他也干，就包括我母亲眼看就要过世，他在家帮着伺候着，大夫抢救，今天晚上有演出，他还演去了。演完回来以后，老婆儿没了，到家就等于没见着面儿，见面人死了。

一个相声演员，这一辈子，要是能够……这合作伙伴搭伙啊，合作啊，一个人由始至终，几乎没有。像比较长的，像高英培，范振钰，搭伙四十年——当然最后还是散了——那就很不简单了。在我印象里头，我父亲这一辈子搭过的伙，临时伙不算，正式搭几年以上的，大体上可以分这么几位，就是刘奎珍、耿宝林、侯一尘、张庆森、赵佩茹、王凤山，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刘奎珍、耿宝林那时候，就是刚才我说的，属于这一拨儿人都在一块儿，青年时期，正在磨练的时期，今儿个我给你捧，你给我捧，比较合作长点的，就这两位。后来呢，就是侯一尘了，侯一尘相貌好，胖，剃一光头，口音也好听，他给老爷子捧，艺术上崭露头角了，到北京一炮打响，那时候就是侯一尘。后来也是散了，他呢跳到别的园子去了。以后就搭上张庆森，张庆森呢完全是老爷子一口一口喂的，基本上，除了他的天赋条件以外，没有什么他个人的东西，是一个好捧哏的。

真正好捧哏的你应当有你自己的东西。所谓捧，就是两个手捧，托着这逗哏的。逗哏的在那儿演，你在那儿既代表观众又是演员，他是双重的身份。他能够烘托气氛，补这逗哏的不足。所以谓能做到这点的，就不要说是你说那段我都会，我都能给你接上来，亘古一人，就是赵佩茹。为什么赵佩茹他作为捧哏的，他在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一定级，他就定为四级，那个时候分十六级，演员级十六级，六级以上为高知，一般来说，就是能够攒底，能够担纲的主要演员，像什么常宝霆啊，小岚云啊，小彩舞啊，这些人，我们老爷子，都在三级、四级。一级、二级最早没有，反右以后有了二级了，小彩舞二级，我们老爷子降为七级，那是另一回事了。就说最早凭艺术定级，赵佩茹定为四级，那时候李润杰，十级都不止，十一级甚至于，一来时候他六十多块钱，七十多块钱，赵佩茹二百二十四。说“艺压当行人”，你要没能耐，你凭什么定二百二十四？一般的捧哏的，一百一十一块五，他二百二十四，可是没有人咬，“他这不合理”，没有。就说他的艺术，值！他值这个四级演员。他尽管是捧哏，他没傍过次角，侯宝林、小蘑菇、我们老爷子，他正式搭伙，这一生就这仨人。他是个捧哏的，但是他能够给逗哏的说活。对所有的相声他都可以够去评头品足，而且他能够给你指出来，你究竟哪点不对，哪点好，哪点不好，哪点应当怎么努力，哪点根本不能用……他说的一般地都是很正确的。同行没有不服人家的。没有好逗哏的，他逗哏，他拉着李寿增，他逗。而且他的逗哏，那是……地道！绝对是规规矩矩，是老道。赵佩茹基本上跟我大爷是一种思想，比较保守，但是他那东西好，好以后呢，他就不改。他要求别人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因为有我爸爸逗哏了，他就放弃了逗哏，他就专心捧哏了。他能逗哏，他能说单口，他能说评书，他能当艺术指导。他这样的捧哏大家我估计是空前绝后了。也许，将来还能有，反正按当代中国说相声的捧哏，超过赵佩如的……甭说超过，接近他的可以说是没有。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过世，我们老爷子相当难过。尽管从交情上不比张庆森深，但在艺术上是一大损失。

我呢，从小接触文艺界……具体说吧，就是曲艺、相声。但是我不是从小干这个相声。我最小的时候喜欢听京剧。可以说我小时候的钱没买过零食。那时候家大人给钱很少呀，给几分。在以前吧，给几百块钱，就是几分钱。我小时候100块钱就是一分钱，1000块钱就是一毛钱。给100块钱买零食去，钱都存起来，听戏去。上至马连良、梅兰芳这些大师级的艺术家我都听过，就爱这个。可是听戏呢，是花钱听。听相声呢，是白听。所以，听相声更多一点。听相声就是我哥哥马敬伯，在鸟市，天天在那说相声。我爸爸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有相声。我只要闲下来，就上这两个地方听去。听这个还有好处——相声场子听不到一天的时候，钱下来了，有那破票呀，往一块粘，粘不上的，或者粘的挺乱的那个，也能花呀，“给你吧！”我就拿这一毛钱，出去买个煮梨，买点荸荠，买点糖豆……那时候小，也就是10岁以前吧，七八岁。我是艺人出身。1945年日本投降时生人，7月份。今年我55岁了。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那录音，播放过。因为整天在相声场子里熏呀，像什么《十八愁绕口令》呀，有些笑话呀，小段呀，我也会说两段。当时，天津电台有个编辑叫陈洪凯，这人早过世了，他有时候“哎！你来一段！少儿节目……”也有的时候念点新段子，也播。上台也不怵。在小学毕业以后呢，没听大人的，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就擅自报考天津戏曲学校……

现在叫艺术学校，过去叫戏曲学校，中专吧，就考那了。那时候没有京剧班，就是梆子班。梆子、评戏。我从小没听过梆子。“这梆子是怎么回事呀？”人家一听我是马三立的儿子，人家挺愿意要的，“梆子和京剧一样，是先有的梆子，后有的京剧，你学梆子基础更好……”反正就是希望我报考。因为我没有嗓子，嗓音条件不好，唱梆子、唱京剧都够呛。尤其是梆子，那个调太高。只能说呢，我喜欢武戏，像什么功架戏……《铁笼山》呐，《英雄义》呀，《艳阳楼》呀，这都是我从小爱的戏，我就奔这方向去的。考到戏校以后呢……因为咱家是搞幽默的，就让我归到“丑”组，三花脸。生、旦、净、末、丑，自然而然归“丑”组。在“丑”组学了一年吧，那时候的老先生，陶顺义呀，赵连祥还有王宾珍，这都是我的开蒙老师。学了几出小花脸戏，像什么，《女起解》呀，当然女起解是旦角第一啦，我是属于硬里子…后来就学什么……《定计化缘》、《阎王乐》、《教学》、《作文》呀……反正是学了这么几出戏。但是，总感觉力不从心，嗓子不行。

我那时候名利思想比较重，一排戏呢，旦角老师总让我“你往后站点……”，让我往后站点，“别挡着角儿……”。比如说《女起解》，我（演）崇公道，按那个“丑”行说，要熬到崇公道就不错了。还让我往边上点，往后点，我心里很不痛快。干脆我不唱小花脸了。我就改了大花脸了，就是“武行”的“摔打花”，我爱这个。因为我当时的“跟斗”不坏，“抢脸猫”、“克子”呀，“倒插虎”呀，什么披着靠，翻跟斗，耍大刀，这个活，我比较得意，我比较爱这样。虽然出一身汗吧，自己感觉很舒服，“傍角儿”的。虽然不是“角儿”，但是，头一场，我得坐当间儿，这也是想成“角儿”。但是，你要让我唱武生，我不够那条件，我只能干这个，硬里子，干了五年。那时候我基本上有搭班的条件了，差不多够个演员的水平了。一般的戏我都能演，我曾经演过《黄一刀》演姚刚，《白水滩》、《艳阳楼》都演过，这是我的正戏……

58年，反右派的斗争是57年开始的，57年是曲艺团的这个……是靠后啊，还是后来收尾又发展一批，最后定的，就是58年定的。我那时候我才十四岁，根本不懂，我们老爷子定成右派了，就戴着帽儿下放，送到农场监督改造劳动去了。我呢自认为还挺不错，我在戏曲学校很受重视，因为我爸爸在电台广播团团长、副团长，又是这个劳模，又是那个委员的，很得志。一般地有外交活动，接外宾啊，到车站啊，都有我去，给人鲜花，戴上红领巾，我自己感觉前途是一帆风顺！一年多吧，这么个过程。后来自己感觉逐渐地冷淡了， 领导对我也不热情，甚至不理我。

说个岔曲吧，上文化课，第一次感觉对我打击最大。上文化课有一个班主任兼文化教员的老师叫刘荣昌，讲这个……比较注重文学的吐字发音，戏曲学校分曲艺、唱歌呀，在这方面功夫比较深。讲四声，一个字的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他举个例子，用一句成语说明是这四声了。是什么呢？山清水秀。他让大家跟着一块儿念：“山、晴、水、秀，山、晴、水、秀。”念着念着，我这人爱钻牛角尖儿，其他学生都跟着念，我呢一想不对呀，山跟清都是一声，都是阴平，怎么会山“晴”水秀呢？应当“山清水秀”啊，“晴”了。我就不自量力了，我举着胳膊说：“刘老师。”“干吗？”“您说那个四声‘山晴水秀’念着不舒服，我感觉这‘清’不是二声，‘清’跟‘山’都是一声，都是阴平，如果要是‘花红柳绿’就差不多了。”哎呀，我这话犯了禁了。当时这刘荣昌“啪！”一拍桌子，我那时候任何思想准备没有，我不知道我是属于二等公民，甚至三等、四等公民。“你是什么东西！这个地方有你说话的场合！同学们，你们大家注意了，他是谁？他是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马三立，他（马三立）的后代，他（马三立）的子女。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他利用这个破坏我们文化课。你们以后对他监督，不允许他胡说八道，不允许他乱说乱动……”给我弄了一通，那小孩儿嘛甚至都比我小，都十一、二，“唰……”都看我，我们这儿还有这么一坏人？打我一措手不及，如果我提的不对，“山晴水秀”对，“花红柳绿”不对，也不至于这样啊。从那儿我就开始意识到，只许老老实实，不要再抢出头，不该你说话的时候，千万别说话。说话----自找没趣儿。

从那个时候以后，再排戏呢……说下一个戏，咱们排《金钱豹》，《金钱豹》我一想这戏那当之无愧是我的了。因为什么呢，我跟天津曲艺团有个耍叉的，一个老演员叫张涛，我跟他关系呢那时候不错，我跟他学过。说这杂耍里边的耍叉，比京剧戏里的耍叉，那要更多得多，样子也多，难度也大。如果把他的东西借鉴过来，放到西里边，那绝对是锦上添花，更好。我有这底儿，早先我又练过，我认为是我的。（结果）就是A、B、C，我连C都不是。排戏都没我的，以后凡是轮到我头上的戏都是什么四个兵啊，四个边将啊，龙套啊，摔打啊……《雁荡山》这活儿有我，摔、打都是我的，但是我决没有名儿。我就有点腻了，腻了这时候派我到天津市京剧团，那儿人不够，他们成立两个队，下手活的人少，借戏曲学校四个人，把我借去了。像什么《盗御马》啊，我就是看马的，《挑滑车》啊，我拿那轮儿，那车旗儿站在上头，让高宠一挑我就下去，就去这个。这时候认识了厉慧良，厉慧良就在我们这个演出队，角儿，那艺术绝对是高啊！一般人他也不爱理，因为有人提：“这小子是马三立的儿子。”他也就多跟我说两句，说：“你在这唱这个武行，你说你干这活儿，有什么发展？你啊听我的，干脆别干了，你回家学相声去。你放着你爸爸那相声你不拿，你在这儿学？你就是学出来，你成不了角儿。搭班吃饭没问题，但是谁不想好？你不会太好。”他一说这个，我在那混得又不好，我就幼稚了，我认为挪个地方可能政治气氛就好一点了。哎，对，我一想，我不干了，跟我爸爸一商量，到家……礼拜放假了，我说我不干了。“哎，别不干。”我说我得进曲艺团，我跟你学相声。这时候是62年，1962年。我爸爸是坚决不同意，因为我没有体会，他太有体会了。他在曲艺团的处境，要比我在戏曲学校的处境，要难得多啊！他上了台，他衣服在后台，愣让人家拿熨台给成心烫一大窟窿。他的皮猴，挂那，摘下来，拿熨台烧，烧一大窟窿，在前胸这儿，下来：“哎我皮猴……”“怎么着？我烧的，你愿意吗？你还不老实？我拿它垫着熨衣服来着。”就是欺负人。也没敢言语，就拿回来了，衣服也没法穿了。他是这种处境，他再把他儿子弄进来，他肯定不会好得了。但是我决心已下，我倒没把这看得挺重的，我把艺术上，将来发展前途上，看得很重。

所以我就坚决找我们戏曲学校的领导，刘海坤啊……这些个干部，跟他们谈：“不干了，您给我转到天津市曲艺团。”当时有的 领导还是挺好的，就说：“行，我给你转，按道理你也应当是那儿去。”要说这一步走得对不对呢，现在我也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如果要在戏曲学校，恐怕我后来的处境要比在曲艺团强得多。终归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是属于“地富反坏右”的子弟，本人不是“地富反坏右”还是可以给出路的，党的政策还是可以给出路的。当时咱不懂政治，所以就来了。事实证明呢，还真不如在那儿，干到现在最低也是二级演员哪，二级演员要比说相声轻省多了，从个人的身体上要比现在强。因为相声这个行业外人看，很容易：嗨，不就是说话么，说话谁不会呀。尤其你要不是南方人，也不是什么农村人，你说天津北京话的都可以说相声，他这口条基本都对。看着很容易，可实际上这行越干越难学，越干越难干，越干越感觉这个深不可测、无边无沿，从艺术上来说是这样。

要从人的心情上说呢，要是干别的可以表面和心理可以是两打子，不统一也可以。比如说我干手艺活儿，我缝鞋，我妈死了，我在那儿照样针针儿扎，就是不乐吧在那儿还能干活。你要说相声呢，我妈死了然后我赶上演出，我得去站到台上逗人笑，我心里是难过的，这自己跟自己相左，这可是不好受。就何况在那时候那种情况下，我就体会我们老爷子在后台是受那样的待遇，上台不报名，后台活儿都得他干，然后他又是角儿，又大轴攒底，说相声台底下再一鼓掌，他心里是酸的，脸上是乐的，要说这滋味恐怕一般人尝不到。而且干完这行以后呢，他把这个笑料、幽默的东西，他自然而然心里就比观众多得多，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求这个——包袱儿，在找笑料。找来找去就等于您在点心铺呆，天天吃您可就吃腻了，这个口福可就没了，等于缺了一福，自己这乐儿没了，然后光剩逗人乐了，这对自己来说不老太合算的。

63年正式调入曲艺团，到了曲艺团以后，开始从事相声这个行业。我基础比较好，听得太多了。我小时候就跟着周蛤蟆，周德山，周爷爷，那是我们师爷。跟着他一天到晚地生活。在我小的时候周老就不上台了，就在我们家吃饭，他是我爸爸的师父嘛。我呢，一天就跟着他。有时候他就给我说个笑话呀，他给别人说段子，别人谁说得好、坏，他评论。我多少的受到了熏陶。另外呢，跟我爸爸不是平辈，但是是同年，岁数差不多的演员都有关系，都很好。比如说刘宝瑞、耿宝林、冯立铎、张宝茹，在比我长一辈的，张寿臣，张大爷，对我都很喜欢。我也爱上别人家里串门，别人说呢，我耳朵长，多听，多记。

到曲艺团从事这个行业，不难。因为那时候有个10来段吧，就够用的。一般的青年我看也就是有个3、4段，能上台了，就完了。有个10来段呢，就富余了。从63年干到65年，年初，干了不到二年吧，就四清了。四清时，我还是受老爷子牵连，我就列为四清重点了。不让上台，罪名当然很多了，什么崇拜老艺人啦，喜欢封资修的节目啦，有时候给人家讲一点传统段子啦，这都叫散布流毒。立场呢，是站在老爷子这立场上了，对于有些给老爷子提意见的，有其它用心的，陷害老爷子那些人，有些不满情绪。包括有时候一开会，我听着很不顺耳，每次发言呢，前边必须得有一句“大右派马三立，坏分子赵佩如，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如何如何……”我就纳闷，四辈干这个算混进文艺界的，钻进曲艺团，你们呢，都是半路下海，不算钻进，我们算钻进曲艺团？我爱较这个真儿。其实呢，这是个“帽儿”，发言必须得有这个，很正常，现在看很可笑了，当时我就很生气……

转过年来，就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当然就升格了，我跟我爸爸都关在牛棚里了。实际上我干相声……正式干这个，在文革前干了二年。从65年就没让上台，一直到80年一直是现行反革命，内部掌握吧，“拿帽儿”。但是，待遇都没了，工资也没有，一个月就给15块钱饭钱，把我送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9R5g

后来有一段，我们团想给我努力，给我改成农业，派一个造反派到大队，跟书记、革委会主任谈：“这个人我们不要了，这个人不适宜在文艺界，不适宜在社会主义舞台，把他改成农业，正式地自食其力。我们这15块钱就掐了，档案也不要了，归你们了……”当时，大队是什么态度呢？“你不要了？我要？我也不要！这样的坏人我也不愿意要……”大队说，“不管怎么样，他是你们那正式的成员，你们下放一块来的，你给一个人改农业？这不符合政策，没有这精神，如果将来中央有这精神，凡是牛鬼蛇神全改农业，他也改！给他一个人改，那不能改！”人家也不要这包袱。团里后来跟人家说：“我们得照顾他生活，他这一个月就15块钱，在那干，你们也不给钱，他不够生活……”我那时候都三十来岁了，“他得生活，他得娶妻生子……”这大队的书记和 领导就说：“你要从生活出发那可以，也不用改农业，他在这出多少劳动力挣多少工分，我们都给他，他享受农业的待遇，就跟知识青年一样，你那15块钱不能掐！你还得给！”这样呢，比在农业还合适呢。当时……这是“一言兴邦”呀，他也不是什么想保护我，但是就把我保护住了。我就没改成农业。要是改成农业再调回来，还费事了。你不是曲艺团的人啦，你没档案，农业户口改非农业，再进曲艺团……这就挺费事的了。

，有泥人张，还有几个黄河戏院的职工，还有一个“叛徒”……何飞，那6家。后来各单位落实政策在75年、76年、77年当中都调回来了，就剩我们一家了。团里这时候调来一个新 领导，叫王连春，这个人很正直，他当革委会主任。我那家房子漏得不行，一宿睡不了觉呀，拿盆接呀。我就找团里来了，我说：“我这个，回来是不可能……但是，我也得生活呀，这房子太漏了，团里能不能给我点油毡，我把顶子铺一下？”这革委会的王主任就说：“你回来就完了！”我说：“回来可不是一句话的事， 领导不得研究吗？”他说：“行！我主了！你回来吧，礼拜四，派车接你去……

那时候我们家就四口人，我父亲、我母亲、我跟我弟弟，（哥儿俩）没有一个结婚的，就搬回来了。我爸爸不愿意回来，在那儿住着挺习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随遇而安，在那儿住着有滋有味的。那时候我也比较能劳动，我养了四十只鸡，俩鹅，一条狗，门口黄瓜、豆角、茄子、西红柿、辣子，应有尽有，因为都走了，就剩我们一家了，地都归我了，院里那地都是我的，我种的各式各样的花儿，漂亮极了，生活也挺有情趣的。老爷子舍不得，但是，我做工作吧。下放呢，一般是坏事，都是有问题的才下放，当时对我来说，是因祸得福，怎么说呢？因为一下放啊，地富反坏右，地富在农村都是老熟人，甚至于他沾亲带故，二大爷啊，六叔啊，他们都论得上。咱呢是八杆子抡不着，阶级敌人，送到那儿，监督改造，基本上农民没有人跟咱说话，除了个别有找咱借钱的来一趟以外，剩下的没人理咱，咱也不可能上人家去串门，白天干活，晚上就在屋里，又没有电，就点一个洋蜡，或者点一个嘎石灯以后，就这四口人愣着，难免就提相声。我认为这七年对我是难得的。现在我找老爷子学东西，问什么事，他一个是精力不行了，再一个，不可能我连续问他一个小时当中不来人的，你刚问几句，这梆梆梆叫门，“马老——”，进来四个，“跟您照相来了”，“您给签个字吧”，或者老朋友来了，他接待人家，我这就晾一边了。可是在下放那儿呢，这一村的尽南头，咱哪根本没人理，在那种情况下呢，我是他唯一的知音，谈话对象，只能跟我说，我那时要有录音机，那我就阔了。我就凭脑子记，然后他说完我再追记，拿笔再写，获益不小。另外把我原来学的那些东西重温了一下，原来学是泛泛的，你背我也背，反正把这词儿背下来了，究竟怎么回事，从年龄上也不到开窍的时候，理解不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您当初说那段，那是怎么回事儿？您为什么跟别人说的不一样？老爷子一打开话匣子：“他那个是这么说的，我哥哥当初是这么教给我的，我当时不敢改，后来我这么改的，实践证明我这是对的……”怎么来怎么去，嘡……说一通，甚至于象这个……，比如说《卖布头》吧，《卖布头》是人人都会的段子，可是老爷子呢，他那《卖布头》他轻易不说这段，他有他独到的地方，我说您那《卖布头》给我念念，因为以前我不使这活，我会也都是那大路活。“我给你说行，你再找阎笑儒，你再找刘化民，这两个人是全国说《卖布头》说得最好的。”老爷子评价，第一是刘化民，第二是阎笑儒，第三是侯宝林，咱不管声望，但是老爷子这么看。我就把刘化民的想方设法把这词学来，写信吧，我跟人联系吧，阎笑儒是我爸爸的徒弟，我能找他，到市里来跟他学，然后把这几家的综合到一块，删繁就简，不像话的话弄下去，把精华都留下，我认为当时整理一些这东西呢，很有意义。

在这七年呢，就等于我又上了一个大专，单一的这么一课，也就是说，这几年，后来又让我干这个了，基本上是那时候又复习的那些东西，再加上小时候背贯口留的那个底子。我们老爷子教相声，他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从来他不给你写词，他给你写出来“念去吧”（，这事没有），除了贯口以外，趟子活，大段子念白，其它的来回对话啊，他让你自己去化去。老爷子的名言：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学相声的过程，一个是听，大量地听。我记得我在61年、62年，那时候我还没离开戏校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多看，戏也要多看，曲艺也得看，话剧得看，戏校没事了，或者是抽功夫，带着饭到相声场子坐着去，听腻了还听，多听，那一段我都听过，听完了以后得有偏爱，哪段我喜欢，哪段我不喜欢，人人都这样，把这些爱的都学回来。听、学、练——自己得练、演，得找机会演，那时候就没机会演，比如说在进曲艺团以后呢，这二年是我实践的机会，天天演。演、精——演好了、化，如果到“化”的境界了，那就是最高的，但是做不到啊，一般的能精就不错了，能熟练就很不错了，但是奔着他说的这几个字去要求自己。也就是说在农村就上了这么一课，重点的做了一个复习，回来以后呢，77年回来以后呢，还没落实政策嘛， 领导就找我了：“你回来了，干点什么呢？”我当时说：“看来反正我这工作呢，领导安排。”我估计革委会里边是没我的职务啊，我说恐怕我也就后勤吧，我只能是套炉子，买东西，拉煤去，“你要愿意干这个呢，也可以……”我不是愿意干，我必然得干这个，我准知道我得干这个。最后我就归了后勤了，我在后勤那儿干了不到三年。后来逐渐的政策放宽哪，宽大政策，对牛鬼蛇神，基本上都给出路了，我也就有点小权了，就让我当总务了，仓库钥匙都归我拿着，我给人家管服装啊，就干这个了，买东西啊。到80年前后，演出队就都成立起来了。

到80年前后，演出队就都成立起来了。成立起来呢，演员的数量不够，因为当时下放了不少，甭管是唱的、说的、弹弦的，都到工厂，我这是重点的上农村，大部分上工厂。反过来说上工厂的往回调倒不好调了，我这下放的统一地都回来的，比较容易。那时候场不够，场不够就让我：“要不你还上台吧”。随着演出呢以后就平反了，过去有些定案都给否定了，基本上从那干到现在，现在身体又不好，将近退休了。让我上台以后，没有伙伴，我就跟着打补子，今天短一场，“短一场于世猷给你捧一个吧”，临时调于世猷，给他念念活，肯定那活就不精了，两个人钢口那话就不准了，大概其。我给苏文茂捧过三个月，苏文茂跟马志存开始，后来甭管为什么了啦，马志存不给他捧了，临时有演出，出门我就跟着去了，让我给捧。我给于宝林捧过，我给赵伟洲也捧过，捧哏的还不少。但是捧哏的我得找一个固定的伴儿啊，这时候我就提出来有一个叫杨少华的。杨少华找到我家去了，杨少华是轧钢一厂的工人，他找到我们家，就说：“我给你捧。我这年龄，我这活底子……”我考虑呢，也行，跟 领导谈谈，就从轧钢一厂给他调过来。调过来我们俩个人第一段就说的是《戒烟》，就告诉人们抽烟的害处，第二段是《地理图》，恢复的传统段子，但是前边入活我们改的是……半新不旧吧，也能够跟上时代的，《地理图》，参加的“津门曲荟”。业务演出呢，跟他也有几段。我这人有一个缺点，就是不甘心当配角儿，“斗私批修”应当得狠狠地……这是我当时的思想。我跟杨少华搭伙，我净爱说“一头沉”的活，也就说我这边重，他那边轻，他要想抖机灵，在台上让观众乐，让注意力归他，这我总觉着不老太舒服的，因为我是逗哏的，我是干活的，你是辅助的。 50

在沧州，在沧州演出，北京曲艺团也在那儿演，我们也在那儿演。所以他们这些人儿呢都到我们后台串门儿，像王世臣啊，王长友啊。王世臣就说呢：“志明，你这个量儿，”就是这捧哏的，“你这量儿可不能丢。”因为那天我们俩人使的《报菜名》，《报菜名》这个段子捧哏的话也多一点儿，显得他的能耐挺大。“这量儿可不能丢，你得抓住他，他保着你效果呢。”我一听我就告诉王世臣，我说：“师哥，我跟您说，冲您这句话，您提醒我了，回去适当的机会我得跟他裂。”“因为什么呢？他保你效果不好么？”我说：“不是那事，我既然是逗哏的，我让他保着？他得先死我得后死，他岁数大呀。他死了以后我就没人保着了，我不就完了么？”回来以后呢，可巧又进来一个刘俊杰，我们那儿，小站的，进来这么一个。他们俩人关系我看挺好，有时候背着我他们偷偷地排练，“溜活”按我们行话说，我说：“你呀，既然愿意跟他，干脆就跟他吧。”我就坡下了，就不用他了。不用他，这时候 领导就给我配了一个谢天顺。谢天顺给我捧哏以后呢，就是弄了一个《论拳》，就说这个霍元甲，武术，结合我在戏曲学校武行的底子，我在台上能跳个铁门槛儿，打个飞脚，拉个云手。在第几届，那是第三届大概是，“津门曲荟”上，不错！弄得不错！后来我们又上了一些传统段子，现在电台也经常放的这些个，像什么《报菜名》啊，《开粥厂》啊，等等吧。跟谢天顺就干了三年多吧，干三年多呢赶上评职称了，87年大概是，评职称吧。评职称呢，他比我矮一级，这不是我给定的，是领导定的，他比我矮一级，他呢就提出来：“如果要不跟他平级，我就不干了，不给他捧了。”也没给他长级，结果他就给我撂了。撂了以后呢，我就又耍单儿了，没捧哏的了。那时候相当苦啊，因为我们团是改革先锋啊，团长他净爱走在别的团前头，他自己出了这么一主意，就说相声演员不发工资，相声演员自谋生路，每月呢还得按你工资额的百分之二十交到团里，保留你这公职，如果你要是不同意，你就可以辞职，想要工资就没门儿。谢天顺不给我捧了呢，他就没伙伴了，他演不了了，团里就特批给他工资，养起他来，他把我撂了吧，倒养着他。我呢，没捧哏的我也演不了，不养着我。这时候我就……抓瞎了吧，我也会点儿小活儿啊，单口啊，反正就对付着吃饭吧。

在这时候有人给我介绍黄族民，这黄族民呢是中央制药二厂的工人，当过几天干部，他爱这个行业，在业余里玩过几天。开始我不想用他，因为基本上传统东西他都不会，我在他身上我得下工夫。可是呢，也有好的一面儿呢，像这种“生坯子”如果教出来，比那个好多有毛病那个现扳毛病要容易点儿。黄族民这个人呢，很正直，从87年跟我搭伙一直到现在，十三年了，十三年呢团里边就不给调进来，每一届“津门曲荟”都跟着演，什么叫慰问部队了，什么公益活动了，团里的所有活动，黄族民都是义务的，单位请假扣工资在这儿帮忙。但是不知怎么个原因吧， 领导总在说在调，说请示局长给调过来，局里不同意，始终就没给调。没给调到去年的，前年——98年——我身体不好我提出来我退休吧，我找到局长，我一问呢，我说我退休，看看年龄也够了，我们团比我小的都退了。“你干得不挺好吗？”局长说，我说：“就连个伙伴儿跟着我十好几年了都调不进来。”我跟局长一提呢，局长从事业出发:“给他办！”一个星期，98年就把他调进来了。一分钱没花，反正就进来了。

黄族民呢，这个事业心相当强，就说一般的如果说跟一个专业的人员搭伙，目的是为了进曲艺团，为了从事专业，把我那个工厂的活撂了，我跟你干这个，起码轻省吧。如果说，三年五年调不成，那就放弃了，一般规律是这样儿，没有可能就算了我也不给你捧了，我该找别的路子就找别的路子了。而他不然，调也好不调也好，他是（星期）一、三、五准到我家来，他岁数比我小，身体也比我好，一、三、五准到这儿来。你给我念什么活我就听着，我就学。可以说是我从干这行以来，搭这么多伙，跟我合作的伙伴儿里头，两个人掌握段子最多的就是这个黄族民。黄族民这个人呢，也是在这行里头不可多得的人，他出身于干部家庭，他父亲是抗日战争时候受伤的，炸掉一条腿，那是老干部了，离休以后后来过世了，他母亲也同样。在他身上有很高的人的素质，决不轻诺寡信，这人是一个守信义的君子。

他跟我搭伙这么多年，一般的伙伴都因为钱上产生矛盾，以至于最后散了，黄族民不然。因为从我这角度，我本着一个……没有藏着掖着，都是公开的，我要不我不用你，你这人不行，我不用你，我找别人。我既用你，我就相信你，我绝不在任何小节上给人不愉快。比如说演出吧，演出的单位就说：“马老师，我们拿车接你去。”我说：“我们自己去也行。”“不用不用，我们有车。您在哪住？”我说我在什么三德里胡同，怎么进去，“那黄老师他在哪住？”我说他在兰州道里边，有个派出所，旁边……一说，反正挺费事的，人家不熟悉：“要不这样行不行？让黄老师到您那集合去，到点我们拿车把您俩一块从您家接过来。”这种情况很多，作为我这方面，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情况我说：“这样吧，你先接我，接完我，我领着这车去接他。您不是不好找吗……”“还是应当先接捧哏的，然后再接您这逗哏的。”我说：“咱们没这些事。你先接我，我跟着车绕。”绕，把他接上，对他给与应有的尊重。或者说上火车，给我一个软卧，人家不说你这艺术也好，以这级别也好，人家说你岁数大了，你身体不好，你来软卧，他来硬卧。这样呢我力争给他要个软卧，如果要不来，我也换硬卧。我老跟他一样。或者到哪吃饭，人家往外调：“刘？英刘老师，严建国严老师，马老师，您几位出来一下。”“干嘛？”“您到这屋来。”到这屋一看呢，有人家 领导陪着，甚至于菜的质量也不太一样。“哎，我说，黄族民呢？”“他在那屋吃。”我说：“别介，要不我也跟那屋吃，要不就把他叫过来，你选择。”往往呢就把他也叫过来了。就说不应当在伙伴中间造一种让他我低于你（的感觉），这样呢，从大局上说，对事业有好处，对我们这场活绝对是有好处，他也就有了责任心了，不然的话，“咳，我这个，我这……我跟人家比吗？”他一产生这个，就没好处了，最后吃亏的是自己。有的人呢，他就是无事生非，他自己不研究自己业务啊，他琢磨别人，想法给人拆对，黄族民从来不受调。在北京演出，吃早点。北京有一位艺术家吧，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不知道怎么想起来了：“小黄，走，咱们这边吃去。”吃早点不分回民汉民，都是花生米啊，酱豆腐啊，茶鸡蛋啊，牛奶啊。（把黄族民）叫一边去了：“你知道你们这场多少钱吗？”按他的想法呢，这场多少钱我不跟黄族民说实话，他要在这里边挑拨一下，“你们演一场，志明给你多少钱？”黄族民回答的呢，一句就把他噎回去了：“这场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现在他也不知道。反正每次领钱都是我去领，你不要调了，我经手。至于给我多少，他都给我，他愿意，我都给他，我也高兴。我们俩不分彼此。”这一句，这位先生就灰溜溜了。有时候有些人呢他就利用这个，有点成就的，或者两个人搭伙，老话“搭伙三年，不火自赚”嘛，如果搭了三年伙，这对就磨合到一定程度了，就是个劲敌了，很容易台上就打不过他了，用这种方法，把他们调散，但黄族民不受调。

相声比赛最近这些年不怎么搞了，也可能是相声演员新的一fa的，年轻一fa的少一点儿，年轻的都演小品，都搞别的去了，专门为这个相声下功夫的人不多了。老一fa的，成名成的那些笑星们呢，人家已经都功成名就了，再有比赛也不愿意参加了，再参加万一没得奖呢？就功亏一篑了，前功尽弃了，没好处。我一共参加过两次比赛，第一次是86年，1986年在北京参加一个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第一届专业相声演员大赛，那次我拿的节目是《五味俱全》，这《五味俱全》呢是我们团编 导组的朱学颖，他出的点子，师世昌执笔写出来的，后来经过我的加工，里边很多重点的包袱儿，都是按照我们马氏相声的手法（加工的）。我觉得这个段子不错，虽然是连练本子，带改本子，一共用了二十天的时间，在复赛的时候效果相当好，现在电台有时候也总爱播吧，你也可以去听一听。那时候是谢天顺给我捧的。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了，不管什么原因吧，没进等次，一二三等都没我的份儿。我在复赛以后，有一位老专家握着我的手：“不要骄傲，你这个一等奖拿不了也得拿二等奖。”当时那种气氛是那样的，我们老爷子听完了以后呢——他是顾问——在台底下听完以后呢，亲自摘下一个戒指来，这个戒指不值钱，但是这个戒指年头很多了。这是在刚好起来，解放前刚业务有点儿好转，我们家就可以吃“金裹银”的面饼的时候了，里边一层棒子面外边一层白面，能吃上白面的时候了，买了这么一个小戒指，上边刻着“马三立印”四个字，这是个纪念物。（老爷子）就把这个摘下来：“这个给你吧！”谢天顺在旁边看着嘛。我当时就说呢：“我要这个可有愧，这样吧，您家也没有电视，”1986年老爷子家没有电视，我说：“等我这一等奖拿下来，”因为当时我心里想，我这一等奖十拿九稳，“一等奖拿下来，这彩电给您，拿那个换这个戒指。”谢天顺也挺高兴：“没问题，准拿啊！”后来在赛完，结果呢一公布，我就算优秀奖，优秀奖就算等外了，有“荧屏奖”，有“优秀奖”，再上来是三等奖，再上头是二等奖，再上头最高一等奖。没拿等，我又把这戒指还给老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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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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