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谁是郭德纲？/东东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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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读库]谁是郭德纲？/东东枪

自娱自乐Mar 7th, 2006underone

转贴：谁是郭德纲？（转自读库0601）

谁是郭德纲？
东东枪

“我是中国相声界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这些年，我们说相声

台湾导演赖声川的戏剧作品《这一夜，谁来说相声？》里，李立群扮演的言归在介绍由大陆赴台湾演出的相声大师“常年乐”时说道：“每一个深沉哀痛的年代里面，（人们）都接受过他温暖的照顾。”
自相声行内公认的开山祖“穷不怕”朱绍文开始在天桥卖艺至今的百余年间，无数深沉哀痛着的小小百姓，也都曾在包袱抖响的一刻体会着他们片刻的欢愉，以及蕴藏在这欢愉之中的温暖的照顾，无数人间悲喜都曾被相声艺人化作淋漓干脆的包袱，于市井间一一抖响。
也是在这百余年间，相声从街边撂地到登堂入室，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从杂耍玩艺儿到语言艺术，从弱到强，又从盛到衰……
2005年6月26日，曾有一场名为“这些年，我们说相声”的传统相声组合在“穷不怕”当年卖艺的北京天桥上演，演出这场节目的是一个名叫“北京德云曲艺社”的团体。
这个团体现在每周固定在天桥的“天桥乐茶园”上演两场传统相声大会，领衔的演员是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今年，是这个年轻人在北京的各处茶园剧场坚持相声演出的第十一个年头了。
他叫郭德纲。
谁是郭德纲？

十五年后的一条好汉

2005年11月4日，郭德纲、于谦天津相声专场演出前一天的下午，郭德纲从北京家中出发赶到了天津。
那天晚上，郭德纲登门拜访了两个人，一个是他在西河大鼓门里的师父，天津曲艺迷中颇有威名的老艺人金文声先生，另一位是传统相声观众几乎公认的当今最优秀的相声艺术家——少马爷马志明。郭德纲给少马爷送去了几张他明天演出的票，却得知马先生此前已经为得到几张明晚的演出票，主动联系过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台的编辑梁文逸。
第二天的演出定在晚上19：15开始。中午12：05分，郭德纲穿着一身休闲西装，与爱人一同出现在中国大戏院门外，手里还提着一袋子看起来像是什么树枝的东西。他笑着向旁边的朋友举起手里的东西：看见这是什么了吗？金钩梨！小时候在天津咱常吃这玩艺儿啊……几分钟后，他从一张宣传海报前走过，海报前驻足观看的一位中年男子侧身让他通过，没发现身边经过的这个人与海报上的“相声演员郭德纲”有什么联系。
此前的两天郭德纲患上了感冒，这时候还略微有些鼻塞。我问他：“上次在天津演出是什么时候？”
他说：“大约九八年的时候了吧？中间有一次路过名流茶馆，被佟有为马树春拽进去票过一场，除此再没有过。”
“现在什么感觉？”
“感慨太多了……”
与此同时，一场自凌晨开始弥漫的大雾使得京津两地间的数条高速路全部封闭，早上九点就从北京驱车出发的北京德云社其他演员都被堵在了路上，车上还有当晚开场节目“什不闲发四喜儿”需要的鼓乐架。郭德纲说：没事儿，到时候自然就有办法了。
也在此时，一大早就在北京天桥乐茶园门口集合的五十余位自称“钢丝”的郭德纲迷刚刚决定要改坐火车赶往天津，他们租乘的大巴车转悠了一上午，始终被大雾所阻。
原以为可以提前进后台去做些休整、准备，但是郭德纲却被剧场工作人员告知要等到下午三点半后台才能开门。之前这几个小时里，郭德纲在附近的牛肉面馆吃了一碗牛肉面、在天津的老字号冷饮店“康乐”吃了一点冷饮。其中大部分时间，他的嘴里都在轻声哼唱着什么东西，一会儿是西河大鼓、一会儿是“卖布头”里的吆喝、一会儿又是几句白派京韵大鼓《孟姜女》。下午14：30，他站在滨江道上，眯着眼睛瞧见了开始在云层与雾气中隐隐显露的太阳：“这孙子，你丫早干嘛去了？”
片刻之后，有一位北京观众发来短信息：京津塘高速15：00开放。郭德纲15：05时给徒弟何云伟打了个电话：如果从现在开始一个小时内还没上高速，赶紧叫上全体人员一块儿去火车站。坐火车。
15：30，中国大戏院后台有人来开门了。郭德纲进入后台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从北京带过来的场面桌支开，铺上绣着团龙的桌围，将四个角拽整齐，再把放在行李箱中的醒木、折扇、白手绢、玉子板一一摆好在桌上。然后把《学西河》中要用到的鼓支起来，拿出鼓踺子、鸳鸯板，打起鼓板，开口便唱：“大清一统，锦绣的疆闳……”他的爱人王惠则开始将他和搭档于谦今晚要穿的四套大褂拿出来一一熨烫整齐，挂好在后台的衣架上。
15：40，郭德纲手执鸳鸯板在后台化妆间不断地踱着步，看起来有点焦躁。有人接到电话，说是德云社其他演员现在已经开始奔往103国道。郭德纲回头说：嗯，不是奔103电车站就成。然后走到化妆间的大镜子前，双眼死死盯着镜子里的自己。
15：50，王惠打电话问堵在路上的演员们有什么进展，得到的回复是103国道、104国道以及所有高速都进不去。郭德纲离妻子两米左右，坐在化妆镜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一遍一遍地叨念着晚上的段子。叨念完一个段子，他给徒弟何云伟打电话：坐火车去吧，见机行事。说完仍旧坐在大镜子前，神情严肃。此时距演出开始还有约三个半小时，除郭德纲之外，所有演员都还被堵在北京的五环路上。
16：10分左右，中国大戏院工作人员提着一支毛笔，蘸好白色颜料，在后台的一块红色板子上写下一个“祝”字之后，才突然回头问起旁人：哎？这主演叫嘛？什么纲？
他最后写下的是“祝郭德纲于谦相声专场首次莅津演出圆满成功！”写到“莅津”二字时，正巧在一旁经过的郭德纲轻声说道：“师傅，我是天津人。”写字的师傅似乎没听见。郭德纲就又重复了一遍。
“噢。去北京发展了？”
“嗯。出去十多年了。”郭说，然后就等那人写完，说了声“谢谢”，转身走开。
16：25，北京的相声演员刘洪沂打来电话，说自己已到天津。郭德纲显得有些兴奋：洪沂叔来了，这下好了，一会儿不成可以让他先给我量活（捧哏）。
16：35，十几个由北京赶来的观众涌进后台，有几个与郭德纲拥抱在一处：“我们来了，好点儿吧？后台的还没到，要是前台的再不到就坏了……”
16：45，天津的年轻相声演员，也是本场演员之一的高峰赶到后台，郭德纲拉住高峰开始对词儿——《口吐莲花》。
17：00，一段《口吐莲花》对完，郭德纲脸上的神情放松很多，眉头也舒展了些。他开始进入状态。
17：10，得到消息，所有其他演员已经赶到北京站，并且买到了17：50发车的火车票，19：12才能抵达天津。
17：25，郭德纲在后台自言自语：范振钰、黄族民、刘洪沂、侯长喜、王文玉……最不济了今儿个来的这几位一人给我量一段就够了……
17：30，于谦打来电话，说演员们已经上火车。
18：15，天津哈哈笑艺术团的两位相声演员来到后台与郭德纲聊天。哈哈笑的两位演员提到：今天下午他们在园子里的演出，九成观众是因为晚上郭的专场从北京赶过来的，然后赞叹：这些粘子（观众）们不错！郭德纲说：“那是！太不错了！”
18：05，相声演员刘洪沂、李金祥在中国大戏院旁边一家小饭馆匆匆吃了点晚饭后赶到后台。见到刘洪沂走进后台，郭德纲笑着迎了上去：爷们儿！今儿个太有意思了！
19：20，演出开始，原定开场节目、全体演员共同演出的“什不闲发四喜儿”取消，第一段节目改为郭德纲、高峰合说的《西征梦》。
19：45，郭德纲与高峰的返场段子《口吐莲花》开始，郭德纲正在向演员介绍高峰。台下一观众用天津话喊道：你哪人？郭德纲在台上用天津话回应：“我天津的啊！”台下响起一片喝彩声和掌声。
20：05，郭德纲、于谦二人一同走上舞台。郭德纲在台上对于谦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来了！
20：10，郭德纲在台上表演《学西河》，垫话中有一个段落是唱太平歌词，郭德纲正要打板开唱，楼上观众席中有人点出了名目：《单刀会》！郭德纲在台上顺声音望去，伸出二指凌空一指：好，单刀会！
21：00，一直坐在台下第三排中间偏左位置上的马志明起身沿过道朝后走出了剧场。几分钟后，台上的主持人刚刚介绍出马志明的名字，他就从舞台上场处小跑着上了前台，拿过主持人的话筒。台下观众中顿时炸起了长达五十余秒的掌声和喝彩声。然后，六十二岁的马志明开口说道：“您这一鼓掌，我知道，因为这个郭德纲呀，说实在的，这小子太可爱了！确实呀，我今天特别的激动！我真没想到，因为这个……郭德纲现在他是铁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了。侯耀文慧眼识人呐！就看他是这苗子，把他调到他们团，收他为徒弟，确实是好事。我当年呀，我们在天津曲艺团演出，好像在90年之前吧，郭德纲在我们团里头帮过忙。那时候考虑呀，是调他是不调他，领导这事……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要。（观众笑声）不知道怎么回事吧，咱也不是个领导，也没个职务，反正当时我看这小子不错。嗯，确实不错！后来呢，他走的时候我就说：‘郭德纲，二十年后必是一条好汉！’（观众笑声/掌声）从90年算到现在——刚十五年他就投胎了！（观众笑声/掌声）转世了！而且回到天津，这叫一炮打响！确实出乎意料。这是我们天津的光荣，我们大家的骄傲！”
22：40，郭德纲天津相声专场演出结束。郭德纲在这场演出中一共演出了《西征梦》、《口吐莲花》、《学西河》、《我要上春晚》、《我这一辈子》、《山东二黄》、《卖布头》七个相声段子，加上返场的《盗墓》、《绑架》、《大实话》三个小段，共是十段。
子夜前，郭德纲与北京德云社其他演员一同驱车返京。
返京前，在中国大戏院的剧场门口，演出时一直在台下观看的郭德纲的父亲站在秋风中，对面前的儿子说出的正是郭德纲常在上场时面对观众说起的一句话：“我很欣慰。”
三天后，郭德纲在网上写道：“2005年11月5日夜11点多，天津中国大戏院举办的郭德纲相声专场已经落下帷幕，街上行人寥寥，秋风起处，落叶四飘，与刚才戏院内的花团锦簇叫好连天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车向北京方向驶去，徒弟们依然沉浸在方才的兴奋中，我将头扭向窗外，夜色中的天津，既熟悉又陌生，95年含恨离开这里时，我咬牙发誓，十年之内我郭德纲一定要杀回来，今天我如愿了。可此时心中，并不仅仅是高兴，更多的是感慨。”
此时，距郭德纲最后一次在天津演出有七年，距他第一次在北京的京味茶馆说起相声有九年，距他孤身一人“含恨”离开天津有十年，距马志明对他说出那句“二十年后必是一条好汉”有十五年，而距郭德纲八岁拜师学艺，则已有二十四年。

天津小孩

2004年7月，当一名网友在相声论坛“中华相声”中的一个回帖里将郭德纲说成是北京演员时，有人回帖纠正说：郭德纲是天津人。
回复这句话的那个ID叫“天津小孩”，这个ID的主人是郭德纲。
郭德纲是天津市红桥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安警察，母亲是教师。郭德纲小时候，父亲的管片儿内有一个红桥俱乐部，父母都去上班时，父亲便常把他放在这个俱乐部的剧场内。当时剧场里常有各种演出，戏曲、曲艺都有，郭德纲那段日子几乎是有什么看什么。天津人最爱戏曲曲艺，天津的电台也就总播些戏曲节目，郭德纲虽然年纪还小，但也总爱跟着哼唱。他还记得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京剧《秦香莲》里“驸马爷近前看端详”一段，后来还买过一本《秦香莲》小人书，上边的图案是京戏《秦香莲》的剧照，下边是剧情简介，也有唱词，郭德纲便常照着那底下的唱词儿唱起来。
不久，郭德纲认识了一个名叫小五的朋友。小五的父亲是说评书的，名叫高祥凯，也就是郭德纲简介上提到的高庆海先生。高先生第一次见到郭德纲就很喜欢这孩子，说他面相好，是“上人见喜”，后来知道他喜欢这一行，就开始教他说起了评书——此时的郭德纲年方八岁。
最初学艺时，每天早上都是父亲骑着自行车带他去高先生家，后来大了点，就变成自己每天骑着车去高家学艺。高先生每天要看《天津日报》，郭德纲去高家的路上就都会先买张《天津日报》带过去。郭德纲去得早，高先生起得晚，往往是到了高家，高先生和小五都还在被窝里没起呢，他自己便在屋子里找点活儿干、收拾收拾屋子，收拾差不多了，人家父子也醒了。这像极了旧社会拜师学艺的小学徒的一个生活场景，高先生因此对他大加赞赏。
学的是评书，开蒙却是用的一段传统相声——《五行诗》。这段《五行诗》是段文字游戏型的相声，主要内容是捧逗二人以历代古人名联句做诗，而且配合每句诗都有一个身段，高先生要郭德纲练的便是基本的语气、表情和身段。比如说到一句“金锤一对上下翻”，这其实就是三个身段——金锤、一对、上下翻。练这句时高先生给他拿来两个酒瓶子，告诉他就拿这个当金锤来耍。2005年11月，郭德纲在网上开始连载的自传作品里提到了这一段往事：“比划金锤时一手一个酒瓶子，金枪是用毛巾捋，学董卓撩袍时披着棉被上院里站着，唉，那是夏天啊。若干年后我教潘云侠《五行诗》，这一切全用上了，潘云侠呲牙咧嘴的时候，我笑了，好像看到当初的我……”
郭德纲在高家院子里比划这些稀奇古怪的招式时，常有一个孩子站在一旁笑话他。那孩子是同院的街坊，家里是卖汽水的，常穿着大红背心儿蹬一辆三轮车拉着汽水啤酒满街跑，后来这孩子长大之后也成了演员，而且最早以模仿相声大师马三立出名，他的名字叫汪洋。
传授《五行诗》时，高先生说过：“这活呀，使出来就是山崩地裂！”郭德纲虽然一直不明白，也不觉得这样一个文字游戏的段子有什么山崩地裂的，但还是没敢怠慢，把这块活打磨得瓷瓷实实。《五行诗》之后，高先生又给他说了一个相声《戏迷游街》，在此之后才教他评书《三侠剑》里的“镖打秦天豹”一段——这是郭德纲评书开蒙的节目。
也是在郭德纲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的一个朋友认识相声大家常宝霆，便找机会把郭德纲介绍给了常宝霆。常先生是老相声艺人常连安的三儿子，当年赫赫有名的相声名家“小蘑菇”常宝堃的胞弟，在天津的曲艺观众里颇有名望。去常三爷家登门拜访之前，郭德纲事先想到可能会让他当场表演，便提前准备了一个单口小段《天王庙》。这段《天王庙》很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现在还能听到单口大王刘宝瑞和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的录音。当时没人教过郭德纲，他是自己听录音看文本学会的这一段。果不其然，准备的这一段还真就用上了。在常三爷家的小客厅里，常三爷问完“喜欢相声吗”“多大啦”之类的问题，就开始问道：“都会说什么啊？”“会说一个《天王庙》。” “噢？” 常宝霆把眼睛瞪得挺大，“说说听听吧。”

那天常三爷有什么具体的评价郭德纲想不起来了，但他记得两条，一条是三爷告诉他，这段里头过路的四个读书人和私塾里的四个小孩儿写在天王庙白墙上的字不该是横着，应该是一句一句竖排着的，读书人是大人，写得高，四个小孩身量矮，写得低，等于是在下边续上的，这样最后被私塾先生念连起来才更合理。第二条是常宝霆先生那天跟他说的一句话：“小子，你记住了，学相声最主要的有三点，天赋、兴趣、刻苦，缺一不可。”二十年之后的今天，郭德纲给他的徒弟们说活的时候，也常提到这句话。
常三爷是相声名家，事务繁忙，不能常去求教。后来就有人给郭德纲介绍了常宝霆的弟弟——常九爷常宝丰。常九爷是常家这辈儿里最年轻的一个，1947年生人，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人长得帅气、精神。常九爷家住天津的体院北，从家里过去，路上大约要用一个小时。郭德纲到现在还记得常九爷家的客厅里铺着的地毯、屋子里的大沙发，以及墙上挂的一幅到现在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的抽象画。第一天去上课时，那间屋子里很冷，郭德纲坐在客厅里很拘谨。常九爷喊自己的爱人从床底下拽出一个纸箱子来，从箱子里拿出来六本书。那是当时沈阳出版的六本传统相声文本，也就是现在相声学习者和爱好者都知道的“四大本儿”，即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一至四辑《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的前身。
这套材料当时是内部资料，外面根本买不到，郭德纲一见如获至宝，就一本一本从常先生家往外借，拿回家再一本一本地抄，直到把这六本书全都抄完。相声行和评书行里把这种节目文本叫做“册子”（“册”读作chái），这套手抄的传统相声册子，郭德纲一直精心保留着，直到现在还带在身边。
常九爷给郭德纲开蒙的活是《八扇屏》。他先是交给郭德纲一个手写本的《八扇屏》册子，上边还写着“王佩元整理”，让郭德纲回家背词儿去。王佩元是天津的相声演员，早期一直给常宝丰先生量活（捧哏），合作过《并非讽刺裁判》等很多节目，最近几年一直在北京和常宝丰先生的侄子常贵田合作。等到郭德纲把《八扇屏》的词儿背好了，再到常九爷家，跟常九爷一句一句的对词，常九爷随时给他纠正错误。
除了常三爷、常九爷，当时天津很多的相声演员郭德纲都曾去登门拜访求教，如白全福、马志存等等。
当时正是1980年代，相声的繁荣期，尤其是在天津这样的曲艺窝子。一到夏天，天津的各个公园里常有露天的曲艺相声演出，而且往往是一进夏天就开始，一演就是三个月，演出不收门票，观众只要买票进了公园就能去看相声。当时在公园里演出的不乏名家，如于宝林、冯宝华等人，而且说的基本全都是传统相声。郭德纲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这样的露天场地里，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当时有一个消夏相声晚会，是河东区文化馆的业余相声队固定演出，但也可以让郭德纲他们来演。郭德纲还记得那天和自己的搭档、也就是教评书的高先生的儿子小五一起蹬着自行车去第二工人文化宫演出的场景，两个十二三岁的孩子都非常兴奋，一边骑车一边反复地对着词儿。
演出的地点是在一个露天的长廊附近，头一次演出郭德纲没怯场，但是也没让观众哈哈大笑。给郭德纲一直记到今天的，是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对于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天津小孩”郭德纲来说，那个观众的笑容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来自观众的温暖和鼓励。

三次进京

几年之后，郭德纲经人介绍认识了相声演员陶大为，并且和他“搭伙”合作，一块儿加入了天津市曲艺团的青年队。当时的郭德纲是给陶大为捧哏，他们忙于随曲艺团青年队在各种剧场、文化站参加各种演出，平均一年得有几十场——每一场他们的节目都是被放在开场第一个的位置。除去团里的演出，郭德纲还忙里偷闲在天津说过评书。《杨家将》、《大隋唐》，以及长篇单口相声《八大棍儿》，他基本都使过。
1988年，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由天津相声演员高英培负责。陶大为和郭德纲去参加招考演员的考试，留在了全总说唱团——这就是郭德纲的第一次进京。
郭德纲第一次进京的心态是急功近利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当大腕儿，要一场挣好几万，这是我现在最看不起的心态，但当时，就是抱着那个心态来的。”
当时的全总说唱团里，相声演员有高英培、孟繁贵一场，崔金泉、马志存一场，陶大为、郭德纲一场，同台演出的歌唱演员则有韩笑、苏红等人。除此之外，有一个负责检场的藏族小伙子名叫杨红，几年后这个小伙子在全国大红大紫，只不过观众知道的都是他的藏族名字——洛桑。
留在全总说唱团之后，陶大为郭德纲二人马上随团赴四川演出，之后就是在四川、河南各地几个月的巡演。巡演回来后，团里对他们这两个年轻人比较满意，准备开始给他们办理工作手续、调动人事关系。正在此时，北京爆发学潮，团里的调动工作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他们二人也只得离开北京，重回天津曲艺团的青年队，但郭德纲不久也离开了这里。
1992年左右，郭德纲开始在天津一些区属的小剧团搭班唱戏。他唱了半年的河北梆子、一年半的评戏，大花脸、小花脸、老生、小生、彩旦，他全唱过。
小剧团的演出很不正规，有时候非常狼狈。一次去河北文安县农村唱戏，戏台是在村子里露天搭的，台底下观众坐的都是用破竹片之类搭起的座位。演员在台上演出，台口有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小本儿记。演员在台上翻跟头，底下有人喊好，只要一喊好，小本子上就得记着：这人加五毛钱。一个甩腔，底下又有喊好，这也得记着：又五毛。
后台常有村里的老太太抱着孩子去串门，看着看着就和演员说：给我们孩子画个脸儿吧！后来知道，照当地的旧风俗，给孩子画个脸儿再抱着在戏台上走一圈，孩子能长寿。每给小孩画一个脸儿，后台要收五毛钱，可就为了这五毛钱，后台的演员差点没打起来，因为有演员正式提议，这五毛钱得充公，再集体分配。
“远瞧逃难的，近瞧要饭的，走近留神看，梆子剧院的。”这是当时这种小剧团里演员们自嘲的顺口溜。
这期间，郭德纲又去过一次北京，这第二次进京很快也以失败告终，只待了三四天就返回了天津。唯一的收获是一天夜里从民族宫一直走到大栅栏的小旅馆，出发时穿上的新鞋子在脚上磨出来的几个水泡。
回天津后，郭德纲尝试过做生意，他在第二文化宫附近包了个一千平米的场地想搞剧场，那场地的租金是一个月五千，这在当时，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实在是天价，他铆足了力气也没挣回这些房租来。直到最后债主逼门，郭德纲实在无计可施，卖了家里的一套房子还债——也正是这次卖房还债，激发了他和妻子间的矛盾，二人后来因感情不和离婚。
此后的郭德纲陷入了茫然，他决定要离开天津。可是去哪？最后的结论还是北京。
这是郭德纲第三次进京，这个决定，郭德纲确实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才做出的：“当时，我自己想，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到了北京我能养活我自个儿，我饿不死。我有这个自信。我也仔细分析过80年代、90年代走红的那些说相声的笑星、腕儿，我挨个看——这个这点不如我，这个这点儿我比他强……挨个儿分析了一遍之后，我说，成，他们捆到一块儿也不如我。我要去的话，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回来之后，这辈子我不冤。我如果不去的话，在天津找个工作，一个月挣这么一千块钱、八百块钱，娶个媳妇生个孩子，等到我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那时候，我孙子得问我：你早干嘛去了？——这是支撑我的一大信念，不成我也得去试试。”
郭德纲这次进北京是1995年的秋天，他把自己的藏书、资料、桌子等等物品都寄存在一个朋友处，孤身一人来到了北京城。他在青塔附近租了一间小平房，为的是那儿离地铁近一点，交通方便。房间总共也就大约八九平米，里边除了一个床铺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一段时间里，郭德纲写任何东西都得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在床边上写。
不久，郭德纲认识了一个自称是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的人，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光明。他通过这个人认识了几个影视公司，开始了他的编剧生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开始接触混迹在中国电视剧界的形形色色的骗子。同时，丰台区蒲黄榆附近有一个文化站办一个小评戏团，招演员唱评戏，郭德纲去了。去的时候说好一个月给一千块钱，可是连着唱了两个月，剧团老板一分钱没给。

人越没钱，越容易饿，特别能吃。可是，吃什么呢？郭德纲自个儿买一捆大葱回来，买了点酱，回家后在锅里放水，直接下面，再放酱进去，煮出一锅糨子一样的东西来，天天拿葱蘸那锅糨子吃。
此时郭德纲住在大兴的黄村，每天蹬着一辆破自行车从黄村去蒲黄榆唱戏。后来，那辆破自行车也坏了，只好开始坐公车。坐公车前，他先认真地算计应该怎样倒车，才能省下五毛钱、一块钱……结果有一天散了夜戏，赶到苜蓿园汽车站，回大兴的末班车已经走了，又没钱打车，只好走回去。那天晚上郭德纲从南二环的蒲黄榆走到了大兴的黄村，走到家的时候已经凌晨三四点钟了。十年之后，郭德纲说起这段经历来还是唏嘘不已：“走到新发地菜市场时，看见一个卖包子的。我摸摸身上，还有两块钱。我心想，这是体力活儿，得吃饱了——两块钱就都买了包子。吃完了，接着走。玉泉营那儿难走，当时正修桥，挖的大坑，当时手上还带了块表，我拦了一辆车，问‘师傅，您给我送到地儿我把表给你行么？’人家没理我就走了。走到西红门的时候，哎呀，那个黑啊，桥底下也黑。当时的大桥光走车不走人。还不能往下边走——都是大车，万一把你撞死呢？只能扶着栏杆在边上走，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就坚持不住了，眼泪哗哗的，自己念叨‘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当时觉得，这是好事儿，这是日后我吹嘘的资本啊。咬着牙就到家了。快到家的时候反倒觉得身轻如燕了，一点都不累！我心里想啊，轻功可能就是这么练出来的……可回家一看，脚上都是泡。第二天早上爬起来，熬一锅糨子，吃了，还得去唱戏去……”
戏唱了两个半月，老板终于给了郭德纲一个月的钱，一千块。发钱是因为这老板马上要带一批演员去赤峰演出，好多演员都不愿意跟他去，他认准了得叫上郭德纲，因为郭德纲一个人能顶好几个人——老生、小生、大小花脸、彩旦他都行。一千块钱交到郭德纲手上，这老板跟郭德纲说好什么时候在哪里集合出发，郭德纲笑着答应下来，拿着这一千块钱便扬长而去，再也没去找过这个老板。后来听说，去赤峰的演出险象环生，那老板和跟去的一帮演员差点没死在那……
郭德纲那几年中所经历的困苦还不止这些。他住在大兴黄村时，曾有一次发烧，浑身难受，好几天没吃饭，可是又身无分文。最后他翻箱倒柜找出来一个从天津来北京时带过来的呼机，强挣扎着走出家门，十块钱卖给了街边收旧呼机的小贩。用这十块钱买了一盒消炎药、两个馒头。吃完了馒头，吃了药，郭德纲想：行，我这就算是又活过来了……后来，因为通县的房租便宜，他搬到了那里，可还是有交不起房租的可能：“一到交房钱的时候可要了亲命了，不敢出去。房主在外头砸门，又骂又卷，我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只能等半夜，没人了，这才偷着出去——还不敢走大门，这房子是看大门那人介绍租给我的，得翻墙头出去。”
2005年10月6日凌晨，郭德纲在北京相声大会的论坛上贴出了一篇题为“我的话”的帖子，又提到了当年那段窘困的日子——

“夜难入寐，翻检旧物，发现了很多年前写的东西，也勾起思绪。
当初，为了相声，孤身进京，受尽苦难，尝遍白眼，在新社会尝到了挨饿的滋味。一天深夜，身无分文，从蒲黄榆走回黄村，行至西红门泪流满面……在外为免父母担心，报喜不报忧，中秋夜遥望天津泣不成声……
当时，曾写下这么几句话：

数载浮游客燕京，遥望桑梓衣未荣。
苦海难寻慈悲岸，穷穴埋没大英雄。

日出而作子夜还，奔波皇城叹流连。
人前枉作青云客，男儿暗泪对谁谈。”

郭德纲曾几次用“万念俱灰”来形容那一阶段的心态。但是，“有时候闲下来实在没事儿了，唯一能想起来的还是相声——我就会这个。平时唯一的乐趣也就是背背活，在屋里自己背着玩，这是唯一的乐趣。也不会别的了，别的干不了。而且当时有大量的时间，能够静下心来琢磨这些事儿，想了好多。觉得指望着自己进什么晚会，给某某大腕儿提鞋背包，不是个事儿。我这玩意儿还得在园子里说……”
一直到1996年，机会来了。一天，郭德纲去琉璃厂的书店里去看书——因为买书要钱，看书不要。打琉璃厂出来的时候，他意外看见一间茶馆，里头一屋子的小孩儿，大都十六七岁的样子，在这茶馆里说相声呢，看样子像是一帮相声票友自个儿在说着玩。正赶上郭德纲也走累了，干脆就坐底下听着。
那群票友里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叫做王月波，后来专业说起了相声，还曾在广德楼、天桥乐等茶园剧场参与北京德云社的演出。王月波曾经与郭德纲提到过：“当时就觉得台底下坐着这人奇怪，我们在台上使包袱的时候他不乐，我们几个人团春调坎儿砸个卦什么的他倒自个儿在底下乐了……”“团春”“调坎儿”指的都是相声演员用行业内独有的一套语言来交流，这套语言叫做“春典”或者“坎儿”，类似于江湖黑话，使用这种语言就叫做“团春”、“调坎儿”。除非是曲艺行内人或者是对相声行了解较多的观众，除此之外，一般观众都是不懂的。
郭德纲后来便常去那家茶馆，一来二去的，与那里的票友们也都熟了，他这才说起：我以前也干过这个。票友们一听就来了精神儿：那您票一个吧！于是，郭德纲就在着茶馆里使了一个段子，给他捧哏的就是那个小票友王月波——这是郭德纲头一次在北京登台说相声。
郭德纲的演出被那家茶馆的经理看到。下了台，他找到郭德纲：“郭先生，您上这儿干来吧。”
就这样，郭德纲在那家茶馆里说起了相声，那家茶馆的名字叫作“京味茶馆”。

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

1999年1月出版的民俗读物《话说北京》一书，由郭德纲编著。前言里，他这样写道——
幼时，疯魔般的酷爱各种民间艺术，终于在八岁那年投身艺坛，学评书、学相声，历经寒暑，洒尽汗水，尝尽个中滋味。复辗转于梨园，工文丑、工铜锤、檀板丝竹声中，又知道了汗浸胖袄的滋味。难啊！演员的难处是行外人难以理解的。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也逐渐地理解了前辈艺人的教诲：“成角儿？三分能耐六分运气一分贵人扶持！盼着吧！”长夜闷坐，细品此语。对？错？经验之谈？牢骚之语？不知道。只是觉得这一辈子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足矣！
从刚刚进京时就想出名、上晚会、当大腕儿，到后来说出这句“只是觉得这一辈子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足矣”，郭德纲的心态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就是从他在京味茶馆里说起相声开始。
京味茶馆里能坐一百多个观众，郭德纲在这里白手起家，一边给那些小票友说活，一边自己上台使活，竟然把这小小的茶馆干得挺红火，最热闹的时候，连后头掌柜的柜台上都坐上了观众。也就是从这时起，郭德纲开始觉得“相声还是这么说有意思，在这儿说我很舒服，每天都盼望着去这。”可是又觉得很迷茫，越说越觉得自己从小就从那些老先生那里学来的相声和电视上的相声完全不一样，难道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茶馆里说相声？
他最后的结论是：电视上的相声确实和我的相声不一样，那不是我的路子，我干不了那个。后来，刘宝瑞先生的亲传弟子、老相声演员邢文昭等人也加盟到京味茶馆的演出，郭德纲更加认定：相声要在剧场里说。
在京味茶馆的相声演出一直持续到1998年，因为跟茶馆老板的矛盾，郭德纲离开了这里。
此后，郭德纲开始有意识的召集同行，继续搞茶馆剧场内的相声演出。也就在那一年，1998年，他与天津的老曲艺演员田立禾、范振钰、黄铁良、尹笑声、冯宝华、佟守本、魏文华、金文声、陈鸣志、刘英奇、寇庚儒、刘学仁等人，在北京大栅栏的中和戏院办起了每周一场的相声大会演出。
中和戏院最早是乾隆年间兴建的老戏楼，当年的各路名角儿，谭小培、尚小云、杨小楼、马连良、梅兰芳等都曾在此粉墨登台。郭德纲等人的相声演出是每周一场，定在周六。底角儿是田立禾范振钰，倒二是黄铁良尹笑声。郭德纲当时与王月波搭档，节目排在开场第一个。
当时台下有一个十七岁的相声小观众每场必到。据他回忆，当时郭德纲的节目，虽然排在第一个，但是由于效果太火爆，后边的第二、三、四场的演员都“接不住”，按照调坎儿的说法，二三四场全是“泥的”，直到第五场，金文声先生的南路山东快书出来，台下观众的劲头儿才能被收回来。
在中和戏院的演出只演了八场，有些演员就开始“返头”了，也就是不得不把前几场里说过的段子重新拿出来再说。没有新节目是拢不住观众的，中和戏院的演出停办了。
之后的几年里，郭德纲零零散散地在各种茶馆、剧场以及其他场所演出相声，比如2000年的“千禧新春曲艺名家名段欣赏晚会”，后来最早被传播到网络上的两段录音，郭德纲与范振钰的《杂学唱》和《白事会》，就是那次演出中的录音。就在那段《杂学唱》里，郭德纲说到：相声要想再度繁荣，只有一条路——回归剧场，回到观众当中去！

2002年，郭德纲与老相声演员张文顺，以及快板、相声演员李菁进驻大栅栏内的广德楼，又办起了相声大会。
张文顺先生生于1939年，从小喜欢相声，常跟着三叔去平安电影院听“小蘑菇”常宝堃，上中学时在天桥的相声场子里帮场，1946年左右连续两年每天中午听华声电台的马三立张庆森，并在1950年由侯一尘的徒弟张世芳开蒙说起了相声。20岁时，他从北京师范学院文学专科一毕业，就揣着大学文凭考进北京曲艺团，当上了相声班的班主席，同时还教起了曲艺团学员班的古典文学课——就从那时候开始，说了一辈子相声。李菁则是1970年代末出生，从小随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的演唱者、快板名家梁厚民先生学习快板，当时尚在北京工业大学读书。这一老一小两位演员，加上郭德纲，以及一些不定期来帮忙的京津同行朋友，撑起了这个相声大会的演出。
起初，广德楼的演出是除周一之外每天一场，甚至下午晚上各一场，但后来因为观众太少实在难以支持，后来就慢慢变成了周末两天各一场。
当年那个在中和戏院连听了八场的小观众基本上还是场场都到，而且场场都坐同一个座位。有一次演出他坐在了后排，台上说单口开场的张文顺先生跟其他观众说：咱们先等会儿，坐这儿的那个小兄弟还没来呢……这小观众赶忙在后排应声：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渐渐的，这个小观众和后台的演员也成了熟人，大家才知道这孩子从小也学过相声，于是就让他也上台使一段。第一段使下来，张文顺先生乐了：这小子学郭德纲学得太像了，活脱儿就是一个小郭德纲。后来，在张文顺先生的建议下，这个小观众成了郭德纲先生的徒弟。张文顺很喜欢“云”字，家里的书斋就叫“听云轩”，于是，根据他的建议，给这孩子名字中间加了个云字，叫“何云伟”，开始固定在这里演出，给他捧哏的是原来给张文顺先生捧哏的老艺人张文良。“张文良”是艺名，老先生本名叫查良燮，是金庸金大侠的亲叔伯兄弟。
虽然后台的人丁愈发兴旺起来，前台的观众却仍不加多。整场演出台下十几个人、三五个人、甚至一两个人的时候都常有。不管台下有几个人，相声大会照演不误。但也正因为观众少，当时广德楼的相声大会演出不但不赚钱，而且基本上是需要郭德纲贴钱进去的——“一下午挣的钱都不够晚上盒饭的”，“一个月贴个八九千块钱跟玩儿似的。”
郭德纲在台上台下都说过，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声大会的运营模式就是他把在别的行业，包括电视剧、主持等工作中“骗”来的钱贴补到相声里：“每当写个东西写个电视剧做个栏目，我都很不落忍，我根本都没拿它们当回事儿。我发现凡是我认真做的事，都不顺，凡是我‘骗人’的事儿，都上赶着拿钱砸我……你说这相声，这么好的艺术，他不挣钱，天时不正！”
而在当年一篇名为《广德楼重振雄风》的报道中，有人做过如下记述——
“自今年6月14日起，由范振钰、郭德纲、张文顺、王惠等牵头联系，广德楼又继续恢复了曲艺演出。演出恢复以来，各项工作井井有条，从起初的每周三场发展为8月份以来的每周六场。更令人感动的是，范振钰、赵桐光、孙雅君、张文顺等老艺术家均不计个人得失，对广德楼的演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赵桐光先生，更是不辞辛劳，往返于京津两地，表现了老一辈艺术家的风范。前辈艺术家们不但参加演出，而且还主动担负起为后辈传道授业的任务。在他们的带动和帮助下，经常在广德楼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李菁、徐亮、唐柯、何伟等人的艺术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广德楼这块阵地再一次显示出曲艺摇篮的作用。此外，不能不提的是，作为活动发起人，郭德纲、王惠等同志更是对广德楼的演出尽心竭力，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组织工作……”
2002年冬天，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北京城里飘着小雪，大栅栏街上行人寥落，下午14：00，广德楼剧场里的相声大会准时开场，开场的邢文昭先生说得是他的师父刘宝瑞的看家段子《君臣斗》片断。开始演出前，邢文昭先生与台下观众闲聊了几句：“咱们现在这个园子叫广德楼，多少名角儿都在这演过，在当年，这是戏曲曲艺界的‘圣地’，现在也是‘剩地’——全北京城说相声的地儿就剩这一处了……”说到此处时，台下仅有的十几个观众中响起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和笑声。一位观众曾多次目睹十几个演员为台下两三个观众演出的场景，三年以后，他同我聊起当时的场景：“每次我都能想起电影《龙须沟》里于是之扮演的程疯子手执八角鼓站在舞台上的样子，他有可能还饿着肚子，但他要站在台上优优雅雅地说出——烦劳弦师款动丝弦，学徒我挚挚诚诚的伺候您一段《水漫金山寺》……这是如今很难见到的很传统的艺人身上的风骨和气派。再穷再难，这个范儿不能丢。”
尽管没少往里头贴钱，广德楼的演出后来还是因与剧场方的经济纠纷以及剧场的经营体制问题而在2003年停办。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除去各种的零碎演出，郭德纲更多的时间都是在家里给几个小徒弟曹云金、潘云霞、张云雷等人授课说活。
在此同时，郭德纲的相声录音通过“中华笑海”等相声网站和论坛开始在网上逐渐流传起来，不少通过那两段《杂学唱》、《白事会》录音记住郭德纲这个名字的人，慢慢有了渠道去了解郭德纲是何等人物。

在网上曲艺迷中间名头颇大的“中华笑海”网站的主要工作人员、网名“小B”的白杨是在2002年的冬天，第一次在广德楼听到了郭德纲的相声。此前曾经有朋友向他介绍过郭德纲，但他觉得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应该不太会给自己什么惊喜。但自打在广德楼听到了郭德纲的现场演出，他就开始连续“追着”听了大约半年。2003年的下半年，他把采写的几篇关于郭德纲的文章和郭德纲提供给他授权下载的几段相声录音放到了中华笑海网站，推出了一个“郭德纲专题”，这也是网上对郭德纲的第一次系统报道。
之后，2004年五一期间，老相声演员贾冀光旗下的金五环艺术团与位于潘家园的华声天桥内的华声天乐茶园开办曲艺演出，邀请郭德纲去做“攒底”的大轴。可惜，金五环艺术团的演出只持续了七天就因票房不理想而停演。金五环艺术团不演了，茶园的后台老板却看中了攒底的郭德纲，便找到郭德纲，邀请他来华声天桥开办相声大会。于是，郭德纲开始重新召集相关人等，移师华声天桥。
从2004年5月至2004年10月离开华声天桥，北京相声大会在这里一共演出了九十九场。按照郭德纲的说法，这叫“九九归一”。在华声天桥的演出起初也颇惨淡，一周六场的演出，台下通常只有十几个人，当时的郭德纲在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往往是：“今天来的人不少啊——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或是“您几位算来着了，今儿个算是您五位包的场……”
直到2004年7月4日，郭德纲在华声天桥举办相声专场，台下观众的上座率有了比较明显的好转。那天是郭德纲第一次在茶园内举办自己的相声专场，节目单如下：
王派快板《小寡妇上坟》　何云伟
传统相声《学西河》　　　郭德纲　邢文昭（伴奏：张长纪）
评书小段《三打瓦岗》　　潘云侠
传统相声《双学山东话》　郭德纲　李　菁
相声小段《三个妖怪》　　曹云金
传统相声《八扇屏》　　　郭德纲　李文山
相声小段《推车》　　　　徐德亮
快板书��《奇袭白虎团》梁厚民
群口相声《卖马》　　　　郭德纲　王文林　张文顺
助阵演出的梁厚民先生是著名的快板表演艺术家，当天表演的《奇袭白虎团》当年由他首唱并举国皆知。电影《没完没了》里，曾经当过相声演员的傅彪还打着“七块板”演唱过其中一段。
而郭德纲演出的四个段子中，《学西河》属学唱为主的“柳活儿”，是他常演的保留节目，很多前辈演员如天津的于宝林、北京的郭全宝等人都曾表演过这个段子，但郭德纲曾拜师天津的金文声先生学习西河大鼓，所以能够真刀真枪地在台上手执鸳鸯板、打起鼓套子、跟着弦师唱起正宗的西河大鼓书来——这在当今的相声界没有旁人可以办到；《双学山东话》脱胎于传统相声《学四省》中的学说山东话一段，郭德纲除在其中加入大量新的包袱外，甚至还加入了一些颇具无厘头精神的元素——他扮演的有钱人身穿长衫头顶礼帽，脖子上的白围巾则是用卷筒卫生纸代替的，演到一半嫌那围巾长时还会当场揪短一截；《八扇屏》是传统相声的经典作品，以行云流水的大段“贯口儿”见长，郭德纲从小学评书，这一段又是常宝丰先生给他开蒙的段子，自然驾轻就熟；而最后一段《卖马》是歪唱京戏《卖马》的群口“腿子活”，当年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三位大师曾合演过并有录音传世，郭德纲在广德楼就曾搬演过这个段子，其中秦琼的几句唱词：“店主东带过了黄膘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兵部堂王大人相赠与咱……”郭德纲第一句学余派、第二句唱谭派、第三句用言派，第四句又变成了麒派，之后几句又先后转到评戏、河北梆子……每唱一句台下便炸出一片叫好儿声，至于后边唱着好好的《卖马》突然串到《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黄鹤楼》甚至“卖布头”里的吆喝声，每个包袱都堪称奇绝火爆——一场演出里放进这么多有份量的好段子，占够“说学逗唱”四个字，郭德纲是铆足了劲了。
相声大会的声势愈发壮大，茶园经理也不断要求增加分账的份额，先是“三七”，即所有门票收入后台三成演员七成，后来逐步升格为四六、五五，而最后提出的条件是“倒二八”，演员二成、剧场八成。当时的票价是每人十元，即使每天都能坐150位观众，按倒二八的分账比例，后台十几位演员总共也只能分到300块——每人不到20块钱。
郭德纲说：我不干了。
在华声天桥停演约一个星期后，郭德纲来由北京市河北梆子剧院承包的天桥乐茶园找朋友串门儿，得知这茶园除了每天晚上接待一些来北京的游客，演一些顶伞、古彩戏法之类的节目，大部分时间都闲着，便有了在此继续把相声大会办起来的心思。他找到负责人去谈这事儿，竟然很顺利的就成了。
一星期后，2004年10月23日，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易址重张。
北京文艺台相声节目《开心茶馆》的节目主持人大鹏在天桥乐茶园的北京相声大会开演第二周，也就是2004年10月30日，就赶到了这里。据他回忆，当时台下也只有不足三十个人。大鹏此前曾经到过华声天桥的相声大会演出现场，并且有过要在现场录音后在节目中播出的想法，但当时后台的设备达不到录音要求，而这次的天桥乐茶园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于是，他录制了现场演出录音，剪辑后在自己的节目中播出。一周后，北京相声大会再演出时，台下人数增长到大约六十位了。
直到2004年11月27日，一场名为“传统相声濒临失传曲目专场”的演出在天桥乐茶园上演，之前的几天，郭德纲以及张文顺、邢文昭等几位演员被大鹏请到《开心茶馆》节目的直播间，进行了一期直播访谈。几天后的这场演出，台下坐了二百多位观众——这是北京相声大会移师天桥乐茶园后的第一次爆满。
一周后的“郭德纲相声专场”，则又是一场爆满——楼上楼下座无虚席，当天有一个观众自上海出差到北京，忙里偷闲要去看一场郭德纲的相声，结果路上堵车，在开场后十几分钟抵达天桥乐茶园，便只能以每人五十元的票价坐在楼上左侧包厢前段仅剩的两个座位上。
此后的一段时间，每周末的相声大会演出的观众人数基本上能够维持在近二百人，也时常会有三四百人爆满的场景。到2005年，每场的观众人数都能达到四五百人左右。因为不对号入座，下午两点开始的演出，每次都是上午九点便有人前去买票进场。2005年12月4日的“纪念相声大师刘宝瑞诞辰90周年相声专场”，有观众提前六天打电话订票，得到的是楼上楼下所有座位都已被订出的消息。
可以引作旁证的是天桥乐茶园门口外的几家小饭馆——每个周末的下午，他们店中所有的备用塑料方凳都会被相声大会的工作人员借到茶馆里，提供给那些没有座位的观众。即便如此，每场演出时，后面都有几十位观众站着听完整场演出。
郭德纲当年常用的“除去空座儿咱就算满了”的调侃已经许久不用，现在的观众在北京相声大会常常能听到的郭德纲的惯用开场白是：“今天人来的不少啊。满坑满谷！我很欣慰啊……”
以及另外一个版本：“后边有很多朋友都是站票，站着听，我们演员心里很感动，也很不落忍，花了钱还得让您站着——这不么，因为这个，我今儿个也站着，陪着你们几位……”